法制晚报讯（记者 钱业 张丽 实习生 汪璟璟）杨绛的名字，存在于悠远的民国，是和钱穆、章太炎等等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构成了一个时代的风骨。只是那个和钱钟书在古月堂初见、和钱穆在火车上畅谈的杨绛，我们无缘得见。

  然而在杨绛的笔下，不仅仅有陈衡哲这样的名家，也有普通百姓顺姐和老王，她用温润同每一个人交往，用睿智记下这世道人心。

  有幸，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世纪老人生命后期和她相遇。本报记者正常采访了近年来和杨绛先生有过交往的三联书店编辑张荷和杨绛曾经的助手薛鸿时等，对他们来说，对杨绛先生的一瞥，也是惊鸿。

  《我们仨》和《我们的钱瑗》的责编、三联书店编辑张荷向法晚记者回忆她和杨先生交流的珍贵过往。

  “我第一次见到杨绛先生是2001年，那时候三联书店刚刚出了《钱钟书全集》，有一套编号书需要盖上钱先生的名章，我和几个同事来到杨先生家盖章，就这样第一次见到了杨先生。因为之前也编过《管锥编》等钱先生的著作，读过了两位的文字，杨先生给我的感觉是不陌生的，她就像她文字里展示的一样睿智、有涵养。她既有西方现代感，又有中国传统气质风范。无论是她的谈吐还是文字，都是极具个性又极富修养的。”张荷说。

  包括《我们仨》在内，杨绛先生在晚年创作了多部作品，在张荷看来，写作对于杨绛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她只是单纯的表达她想要表达的东西。一个老人，80多岁时几乎在同一年内失去了两位挚爱，这样的伤痛是其他人无法触碰的。但是杨绛先生的文字是平和的，她所写的不只是亲情，而是一种浓浓的相互依靠的感觉。”

  2005年，张荷开始筹编《我们的钱瑗》一书，这是一部钱瑗的亲友同事怀念她的书，其中只收录了杨绛先生的一篇文章。

  但是杨绛先生对于这本书比她自己的书还要看重，用尽心思挑选书中的照片。“这里面寄托了她对女儿最浓的思念，因为她曾经说过，钱瑗是她一生中最好的作品。”

  张荷非常珍惜和杨绛见面的机会，“有一次我的另外一个作者从荷兰来，想见一见杨先生，我心里打鼓，觉得这事儿肯定办不成，出乎意料的是，杨先生同意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那一次我们谈了两个小时，她回忆小时候班主任的故事，记忆力相当好。杨先生说话非常慢，就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女子用吴侬软语对你缓缓道来，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她的坚定。我每次去见杨先生，她都穿得很朴素，但是非常得体。你很难来想象她们家是没有装修的，只有书，书就是她们家最好的装修。”

  杨绛并不是那种会刻意发表警句的人，但每一个接触到她的人，都能够感受到那种沉静的潜移默化的力量。“不官不商有书香”是杨绛对于三联书店的一个评价，流传甚久。张荷回忆，杨绛说这句线年三联书店乃至整个出版业遭遇动荡的时候，杨绛通过这句话表达了她对于出版业和文化界的一种希望，“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作为一个出版人，杨先生这句话是一个目标，也让我们形成了一种自觉，实际做到不为名不为利，做出一本好书。”

  在张荷看来，杨绛是一个百岁老人，身上散发的却是无尽的光彩。虽然每次见面都能从杨绛先生身上得到力量，张荷也不敢过多的打扰她，“去年杨先生生日的时候，我们编辑部还在说，今天是先生生日啊。三联书店的大家都惦记着先生。”

  昨天下午4时许，记者拨通了杨绛在社会科学院的同事薛鸿时的电线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后不久，就在董衡巽学长的推荐下，拜识了钱钟书、杨绛两位先生，并成为他俩的“助手”。

  “我是中午看新闻知道先生去世了，到现在我的心里都很乱。”薛鸿时表示，最近一次和杨先生见面是在去年10月份左右，“这几年担心影响先生身体，见面次数较往年少了很多，去年去看先生时，他的耳朵不太好，交流也不如往常那么顺畅了。”

  说起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薛鸿时强调他非常感激两位先生，两位老先生对后辈一直都很爱护、提携以及教导。

  “我去社会科学院比较晚，但是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在做人和做学问方面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和教导，我非常感激他们。”薛鸿时说。

  他同时还表示，“当时我们那一代的学人在阅读经典和从事研究、翻译工作时，总会遇到查遍工具书和参考书也难以索解的问题，于是他们就托我把问题带去问两位先生，结果总能使疑难迎刃而解。”

  回忆起和两位先生的往事，薛鸿时说，难忘的往事有太多，“我翻译了一篇美国作家门肯的散文，译成后没把握，便惴惴地请杨绛先生替我把关。杨先生欣然同意，挤出宝贵的时间看完了我的译文，还详细地写下书面意见。”

  薛鸿时表示，这篇译文后来被多位专家选在几本外国散文选里，这是他始料未及的。“这是杨绛先生为我‘点石成金’的生动事例。”

  在薛鸿时的印象里，两位先生生活上处处节俭、自奉至薄，家里从来就没装修过，就算是一张纸，背面还要用一次。一些玻璃罐头瓶，也是洗净了重复用。

  令薛鸿时记忆深刻的是，有一次，杨绛先生让他把一大书包玻璃瓶带给住在大院四号楼的同事，供他们腌制咸菜。

  “当时每年三节（春节、五一、十一），杨绛先生都要托我给好几家送红包。我和董衡巽都在其列，我俩一算，不得了，每逢过节，两位先生反倒要过苦日子了。”薛鸿时说，当时他们每月只有60多元收入，往往捉襟见肘。

  “和先生之间的往事有太多太多，但我现在心情都还没有平复下来。”薛鸿时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在接受法晚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去年杨绛先生还亲自参与了《复堂师友手札菁华》这部书的筹备出版工作。

  周绚隆告诉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复堂师友手札菁华》是晚清著名学者、词人谭献的师友书信集，由钱钟书父亲钱基博收藏。

  “杨绛先生非常从容，她在晚年将后世的一些事情打理得很清楚。她把稿费都捐给了清华，文物都捐给了国家历史博物馆。她这一套珍贵的书信集本来也是捐献给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我向她提了一个建议，文物归国家，文化归大众，我建议这套书出版之后再捐出去。杨绛先生同意了，她没有提任何的要求，除了要把书做好，定价不要太高，让读者能承受。”

  去年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周绚隆和杨绛先生见了多次，“因为她年事已高，所以我们的交流不像以前那样轻松，需要用纸笔进行交流，但她的思维仍然非常清晰，仍然会用书写的方式开玩笑。不过我们也不敢太多打扰她，一般坐一会儿就走了。”

  周绚隆说，杨绛先生生前希望她的去世不要被炒作，成为媒体的焦点，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会尊重杨绛先生的意愿。

  记者从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原执行秘书长郭军丽处了解到，因为学校的钱瑗教育基金，她和杨绛先生交往了整整10年，每年的春节慰问，她都会代表基金会去看望杨先生。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关于杨先生病重的消息，我还给她的保姆打了电话，说杨先生就是在医院调养，不需要过多的担心。”郭军丽哽咽着说，“为了不打扰先生调养，我就没去看望，没想到先生这么快就离开我们了，早知我就去看望杨先生了。”

  早前杨先生还在北师大生活过一年，她女儿也是北师大的教师，所以杨先生对北师大感情很好。“钱瑗的骨灰留在教学楼前面的雪松下面，后来杨先生还悄悄来到学校看望女儿的墓碑。”郭军丽说。

  钱瑗的学生，外语系69届的张仁强和中文系69届的陶然校友建立了钱瑗教育基金，杨先生很感动，她曾经把《我们的钱瑗》这本书的版税4万多元捐给钱瑗教育基金，表达自己的心意。

  钱瑗去世后，杨先生还给外语系捐了6万元，对建立钱瑗基金表示感谢，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落实，先生对此事还有点“想法”。